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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挖掘机停下时，窑坑里先露出来的不是骨头，而是一截已经发黑的红绳。

　　红绳系在一把生锈的钥匙上。

　　我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　　小时候，母亲怕钥匙小，掉在地上找不见，特意在钥匙孔上穿了一根红绳，绳结是她自己打的，绕两圈，再从中间穿过去。

　　那把钥匙曾经挂在她腰间，她去砖窑上班，骑车颠一路，钥匙就在裤边轻轻地响。

　　二十六年后，它从土里挖出来，红绳已经发黑，钥匙也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

　　罗队不让我靠近警戒线。

　　勘查人员蹲在灰土里，用刷子一点点清理出一具被腐烂的地毯裹住的遗骸。

　　衣服只剩几片褪色的纤维，左手腕边有一只变形的铝镯，我妈也有一只。

　　那年镇上流行银镯，她买不起，就在集市上挑了只铝的。她骗我说那也是银，只是不值钱。

　　我在坑边站了一整天。

　　傍晚，老孟被人从警车里扶下来，他七十多岁，瘦得外套里像只剩一把骨头，他不敢看我，抬起手，朝窑坑西边指。

　　“就是那儿。”

　　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问。

　　他嘴唇动了几下，没说出话。

　　罗队让人先把他送回车里。

　　一周后，结果出来，确认遗骸属于何玉梅，与我存在母子关系。

　　鉴定书只有几页。

　　我把名字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　　工作人员让我核对身份关系，在最后一页签字。我写下“林川”两个字，第一笔就划破了纸。

　　过去我填任何表格，母亲那一栏都写“失踪”。有时办事的人嫌麻烦，让我填“去世”，我不肯。没有尸体，没有结论，我总觉得只要不写下那两个字，她就还有可能在某个地方活着。

　　这一次，我终于不用再写失踪。

　　代价是，我也再不能骗自己她还活着。